我于1991年6月29日突然收到萧乾先生的信。他正在写文学回忆录，希望我曾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的一篇文章《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启示》，作为他回忆录中的一章《我当过文学保姆》的附录，一起刊载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。我当然完全同意，就立即复信。这类事，他原可以委托杂志编辑部发信的，但他却不耻下问，亲自写信，表现了他没有架子、尊重别人（哪怕是年轻后辈）的人品。
过了几天，萧老又给我一信，对我的同意表示感谢，并附来一张四寸的他的近照。当时他已年过八旬，照片上是满面笑容，神采奕奕，他历经坎坷，却仍然是那么和善厚道，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和信心。
我给萧老和文洁若先生寄去拙著《中国的叛徒与隐士：周作人》和《现代文坛随录》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的几种译著，大都是由文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，文先生还写过关于周作人的很有见解的文章；萧老又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，熟悉现代文坛的事，我很希望得到两老的指点。萧老却给我寄来了他的新著《这十年》和文先生整理的《日本狂言选》和《古事记》。虽然《日本狂言选》我已有另一种版本，但三本书都是我想购藏而不得的，收到的时候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以后每有书寄去，萧老必有回报。他对后辈平等看待。这是萧老的为人。
在1993年初，我奉命筹办《书城杂志》，计划要在这年7月创刊，5月就得发稿。匆促上马，我赶快给萧老写信，请他和文先生能赐稿。过了几天收到他的回信：“刚从医院回来，即捧读大札。您编刊物，我当然支持。三月上旬，我当努一下力。但难保证。我一定努力试一下。洁若说，暂时实在不能分神。我们译这本大书，她是主力军。……刚回来，实在太忙。匆颂著安。序，弟自然要写，而且可写一较长的。”他说的“大书”，即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。我在去信中说，如有现成的这部书的译者序或跋，也可在我们的杂志上先发表，因而他在信末又加上一句关于写序的事。接到他这么一封信，实在不好意思再去催他写。但我强烈希望创刊号能有萧老的文章，到3月下旬，我不得不带着十分抱歉的心情再去打扰萧老，请他尽可能在4月上旬能给我一稿。很快萧老就回信：“示悉。《书城》创刊一定为之赶一下。估计后天把手中这章校完即可腾出手来。所以4月4日以前争取寄到兄手吧。”到4月4日我果然收到了他4月1日寄出的大稿，那就是刊载在创刊号上的《补上〈尤里西斯〉这个空白》。文章中说：四十年代的一天，他到英国伯明翰参观莎士比亚各国译本的展览。展厅一角是“东方译本”，日本的完整译本几十册一排，漂漂亮亮，而旁边的中国译本，只有一本田汉译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“当时我涨红了脸，低下头，狼狈地溜出展厅。”《尤里西斯》自1922年问世以来，早已成了世界名著，“几十个国家均出有译本（有的一国有数种译本）”；而在中国，它迄今还只有个十余万字的节译本。“我觉得丢人，愧对这个世纪。”“我们这对老人就是想竭尽绵力，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，补上早应补的一个空白。”萧老的文章使人们了解翻译《尤里西斯》的意义，也了解了他和文先生花大力气译这部大书的力量源泉。稿件的附信中萧老说：“文章赶出来了，请斧正为感。乔伊斯此书共十八卷。译稿已分刊在《译林》（第一卷）和《香港文学》（第五卷）。还拟在《世界文学》及《峨嵋》上各发表一卷。慕名想读此奇书者颇不乏人。我们目前已译至第十三卷。明年一定可以完成。”从这信可以感受到萧、文二老正全力以赴地在完成着自信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实在不敢再去打扰两老了。一直过了大半年，1993年10月，我才又在信中提到请他写稿的事。他回信说：“稿子一定要写的，但只能等我们这段冲刺过去。（明年四月可望全卷译完。）其间如有偶作，性质接近，一定寄上不误。”1994年1月初，萧老果然又如他所言寄来了《我们这家夫妻店》。文章介绍了他俩在坎坷的岁月里，在超重量的政治压力下，坚贞不屈地、始终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。读来感人。
萧老不但百忙中为我们杂志写稿，还为我们介绍作者。他先后向我们介绍了丁亚卞先生、傅光明先生、符家钦先生。他们都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精采文稿；扩充了我刊的内容，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。萧老还向我们推荐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先生的《我的两本床头书》、《凌叔华的〈古韵〉》等书话随笔，在我们杂志上发表。他还主动寄来给林海音的信，要我们写好请林先生写稿的邀约信一起寄去，并寄去我们的杂志。林先生很快就寄来回信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林先生虽然没有能直接寄稿给我们发表，但萧老时时想着我们杂志的慈爱关怀的心情，使我们久久难忘。
能和萧乾先生见面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机会终于来了。我接到通知，上海文史研究馆和上海书店在1995年4月5日召开文史笔记座谈会，萧乾夫妇出席。第一次见面，送什么东西给萧老文老呢？想来想去想不好。烟酒当然不必考虑，太俗，而且听说两老不染烟酒。送土产吧，什么土产呢？而且让两老沉甸甸的拎到北京去，也不合适。送书，什么书正好合两老的胃口呢？年龄都这么大了，又这么忙，何必再逼着他们看书呢！左想右想，忽然想到我藏有萧老的几乎所有的著作，解放前出版的几种，历经坎坷的他大概自己也不藏了吧？他见到自己的旧著，一定会很高兴，我就请他在旧著上签名。那天，果然见到了萧老文老。文先生穿着大花的外套，显得很有精神。到会人的都得到一套《尤里西斯》，上面已有萧、文两位签名。我在与萧老握手时，除问好请安外，还轻轻地说：“我有一些旧书要您签名呢！”他笑容可掬地说：“那就等会后吧！”会上大家盛赞由萧老主编、上海文史研究馆负责编务、上海书店出版的《新编文史笔记丛书》史料价值高，文字精炼，可读性强。这套丛书当时已出三辑，还将继续出下去，有些先生也谈了些改进意见。萧老都听得很认真。散会后，我到萧老的卧室，捧出他的旧著放在桌上，他乐呵呵地说：“啊！这些书您保存得这么好！我都多年不见了！”他就在《人生探访》的扉页上签名写道：“萧乾谢谢墨炎同志收藏旧作。一九九五年四月。”他拿起《英国版画集》精装本，把玩了一下，又翻看了里面的不少作品，在扉页上写道：“墨炎同志，谢谢您让我重见老友。萧乾九五年四月五日。”他所说的“老友”，是指书，是指曾经编选过的版画作品。萧老还在其他旧著上写了“墨炎同志留念”、“墨炎同志指教”等字样。
坦率地说，我并不热心收藏作家签名本。我收藏旧书，有没有作家签名无所谓。这次请萧老签名，主要是为使萧老高兴愉快，权作我的精神上的见面礼。看来，这目的是达到了。萧老乐呵呵地说：“我都多年不见了！”深印我的脑中。回到家里，我就找出《小树叶》和《落日》两种复本。前者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是《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》第二集之一，36开布面精装厚厚一册，书品很好，还像是新书呢；后者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，是《散文新集》丛书的一种，虽是平装本，却有透明薄纸护封。我把这两种书邮寄赠送萧老。萧老收到后，寄我两册他近年的新著。后来在和傅光明君通信中，谈起给萧老寄他的旧著的事。光明来信说：萧老藏有他自己早期的著作，前些年都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。读了光明的信，我更感到萧老是善于体贴人的好人，他其实当时就知道我要他在旧著上签名的真正的动机的。我是为了他高兴，他是为了我愉快。
